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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虚大师:参加辛亥革命 提出佛教革命的3种主张

发布时间:2019-10-13 09:25:14    编辑:    阅读次数:

“革命和尚”释太虚 (图片来源:慧海佛教资源库)

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,太虚是一个极特殊的例子。太虚除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外,还将革命精神贯彻到他一生所倾力的佛教改革事业上。据他自述:“偶然的关系,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,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,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,提出了‘教理(学理)革命,僧制(组织)革命,寺产(财产)革命’的口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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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由君宪而国民革命,而社会革命,而无政府主义”政治思想的产生

释太虚(1889—1947年),浙江崇德(今并入浙江省桐乡市)人,俗姓吕,名淦森,法名唯心,号太虚。太虚法师以倡导人间佛教而著称,堪称近代高僧,后世尊称他为“太虚大师”。

1908至1909年间,太虚因受好友华山的影响,阅读了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、谭嗣同的《仁学》、严复的《天演论》和《群学肆言》、章太炎的《告佛子书》和《告白衣书》,并接触到吴稚晖、张继等在巴黎所出的《新世纪》中介绍的有关托尔斯泰、克鲁泡特金之学说,而有以“佛学救世之宏愿”,“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真向俗”。

1910年正月,太虚应革命僧人栖云之邀,来到广州浮印寺。栖云每天与清末革命党人来往,畅谈革命局势。太虚一方面住居僧寺,宣扬佛学,发表诗文,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游;另一方面,又因栖云之故,也结交了诸多革命党人,常参与各种秘密集会。太虚说:“令我煅炼敢以入魔、敢以入险的勇气豪胆者,亦由于此。”可见革命党人对太虚的影响之大。太虚在广州结交的潘达微、莫纪彭、梁尚同等人,大多是新闻记者,他们的思想比较倾向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,常常提供托尔斯泰、巴枯宁、蒲鲁东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译作给太虚。其间,太虚还读到章太炎的《建立宗教论》、《五无论》、《俱分进化论》等,乃有“由君宪而国民革命,而社会革命,而无政府主义”政治思想之产生。

1911年3月29日,广州之役爆发,革命党人殉难者皆葬于黄花岗。太虚哀之,作七言古体诗《吊黄花岗》,其初四句云:“南粤城里起战争,隆隆炮声惊天地!为复民权死亦生,大书特书一烈字。”同年4月,太虚因广州革命失败,急退白云山双溪寺。当时,清军彻查革命党人甚急,栖云被捕。清军于栖云处得太虚的《吊黄花岗》诗,以为太虚还担任双溪寺住持,发兵围困白云山。实际上,太虚匿居于好友潘达微之平民报馆中。太虚的《吊黄花岗》曾刊载于粤、港、沪各报,有以“阿弥陀佛的革命”作标题者。太虚因只有一首诗之嫌,别无其他物证,清乡督办江孔殷曾与太虚以诗相契,大力为其向粤督张鸣岐开脱,加上汪萃伯、盛季莹等官绅为之疏解,太虚得以从容离粤返沪。

  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同时进行

辛亥革命前,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发展而发展:怎样根据佛教真理,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,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?辛亥革命后,受到革命形势的鼓舞和革命精神的激发,太虚以佛法救世的宏愿喷涌而出,不可抑制。1912年,太虚与仁山等僧众在江苏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,“大闹金山”,震动佛教界。近代著名佛教大思想家印顺法师曾说:“金山兴学,固出自仁山主谋;而大师(指太虚)当时,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。”这也难怪时人会将太虚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“二太”。

当时的佛教界,有太虚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寄禅(八指头陀)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,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盛,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住持,邀寄禅赴北京。值内政部有调拨寺产之议,寄禅力争,回法源寺而殁。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寄禅追悼会,太虚在会上宣说佛教协进会要旨,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、财产革命与组织革命,以抒悲愤。《佛学丛报》发文抨击,太虚作《敢问佛学丛报》以驳难,亦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。

太虚对中国传统佛教有不满的宣示,这和他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大有关系。太虚提出佛教的3种革命:一是教理革命。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,“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”。二是教制革命。“关于佛教组织,应改善僧制”。三是教产革命。“寺院财产要成为十方僧众公有的十方僧物,以为供养有德长老、培育青年僧才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”。太虚所提出的佛教的3种革命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项创举,对之后佛教的发展极具开创意义。

太虚在近代中国与中国佛教中,确乎是有过一番革命言论与行动的,所以一般人常称他为“革命和尚”。1914年9月,太虚到浙江普陀山闭关。从政治革命的立场说,他是离开了革命;但从他自己的立场说,他并不稍移其“以佛法救世的立场,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,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”。对于太虚来说,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,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。

由于“革命和尚”释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影响,以及日后革命风潮的激励,许多佛教刊物也加入了宣扬革命的行列。如出版于1926年2月的《楞严特刊》第2期,在封面上就有如下口号:“革命是佛的素志!”“自由平等是佛的主义!”第12期的口号为:“打倒反对佛非宗教者!”“扫除佛的宗教贼!”“颠覆宗教式的组合!”第13期的《武汉解放被压僧尼运动执行委员会宣言》中强调,“僧尼处现今时代,要是完全不耕而食,不织而衣,不工而居,不学而得安乐,不革命而享幸福,无论神通如何广大,佛法如何妙好,总是难使人信仰。”另外,《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对于中国佛教革新宣言》中也说:“现在20世纪,是大革命的时代,宗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!而佛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!如何革法呢?就是要推翻三千年的帝国式、宗教式、偶像式、迷信式,虚伪粉饰的旧佛教,而开大乘方便的新佛化!推翻三千年帮助皇帝、王公大臣、军阀、贵族、资本阶级,宣扬公德的旧佛教,而开平民社会作工作农、和合无争、统理大众、一切无碍的大乘方便新佛化……”

北伐期间,革命风潮盛行,尤其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,革命气氛仍极浓厚,所以僧众也觉得有革命的需要。曾受过僧伽教育的僧众都以为: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。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,甚至出现了离开佛教立场,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思想;也有认为佛教没有办法,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。当时太虚写了一篇关于革命僧的训辞,认为:“中国的佛教革命,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,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、社会化的佛教革命,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。”

此后的20年间,太虚游历于各地之间,积极推进人间佛教思想。1947年,太虚于上海玉佛寺圆寂,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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